金融危机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富含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深刻体会到金融危机对失业和贫困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国则突出表现为农民工的就业和发展问题。据统计，金融危机在我国当前已经造成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

　　
 
       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更加显著。首先是因为农民工主要在沿海地区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国际市场对加工型产品的需求下降就会带来普遍性的企业生产下降和失业增加。第二，农民工居于全球产业分工和产业链的末端，金融危机使整个生产体系向上收缩，使世界贸易和生产网络向本地收缩，带来产业链底端的生产断裂，造成对发展中国家和低端企业的破产和裁员问题更加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到来，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受到的冲击更加严重，经济不发达地区比发达地区受到的冲击更加严重，社会底端群体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受到的冲击比社会的中上阶层更加严重。第三，农民工居于我国城乡体系之间，并没有充分进入城市的社会福利体系，当危机到来时，他们是最先受到影响和最深受到影响的群体，农民工失业比本地劳动者失业更早也更严重。并且，由于农民工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支持，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也相对更加薄弱。农民工的返乡客观上缓解了城市在金融危机面前受到的压力，但将这种压力以另外的形式，通过农民工返乡转移到农村地区。

　

    　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和福利会带来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冲击。从198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的发展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良多，农民工群体基本上是工业化和全球化过程的受益者。金融危机下我国社会结构和不同社会阶层转而受到全球化的外部挤压，农民工群体开始被迫向下移动，减慢了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的社会转型过程。部分农民工群体转向社会下层，成为失业流动人口或者转回农村部门，增加了对农村的压力，增加了对农村土地的压力。城乡结构转变进程的后退会进一步带来社会差距的扩大，加剧社会不稳定。

　

    　继续维持和推进城乡结构的转变，对于推动城乡发展有方向性的意义。在1990年代，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下岗群体成为在社会结构中被边缘化的重要群体，当前，如何避免在全球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在社会结构中被边缘化，成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挑战。

　　

       处在城市和农村部门之间的农民工的就业和发展，需要由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承担起共同的责任。城市部门应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促进其适应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为农民工完善有关保障，使其能积累足够的能力应对日益加剧的社会风险；促进农村人口逐步融入城市体系，加快其市民化的过程。同时，城市部门应该降低农民工生存和创业的门槛，使农民工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并借助农民工的创业行动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另一方面，返乡农民工既是小城镇和农村部门所面临的压力，也是农村部门发展的动力。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和日益增加的农村发展投入相结合，可以为农村社会经济事业，包括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的发展机遇；而返乡劳动力所带回的资本积累和创业经验，也将为农村和小城镇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甚至可以以此为契机带动新一轮小城镇建设热潮。

　　

        城乡部门通过共同的责任和行动，能够为危机下的农民工发展，以及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如果能够把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危机转变成为完善城乡社会保障的机遇，转变为推动城镇部门微小型和自我雇佣型企业创业的机遇、农村小城镇建设的机遇、农村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农民工职业技术能力提高和适应经济发展转型的机遇，那么危机本身就能成为一种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契机，而且为危机之后的重新起步奠定基础。